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精选美句44句)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唯物思想：“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
2、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3、 辨其大义，察其微言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在都城沦陷之际，下令将宫中十四万册藏书付之一炬，问其原因，梁元帝的回答是：“读书万卷，尤有今日，故焚之。”针对此事，王夫之作《论梁元帝读书》一文，对梁元帝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其言道：“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梁元帝陷入江山易主的困境是他个人治国无能、用人不当所致，与读不读书并无直接关系。王夫之还指出梁元帝在读书方面陷入了巨大误区，即使读书万卷，也难有进益。作为帝王，梁元帝读书并没有与治国联系起来，而是“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只读那些辞藻华丽但对其修身治国毫无益处的骈文。可见，于梁元帝而言，读书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罢了。王夫之批评他“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 鉴于梁元帝的教训，王夫之提出读书应以“立志为先”。他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坚定志向再读书，才能学有所获。读书若是漫无目的，心志就会被书中内容所左右，游移不定，甚至被异端邪说所迷惑。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只有确立读书的志向，才会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书中的道理，每天有所进益，孜孜不倦。 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这就是说，读书首先要把握住书中宏大的旨意，从而确立自己修己治人的根本法则；其次要体察书中精微的言辞，从而熟练地掌握书中的奥妙变化，并将其运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之道。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书中的道理与自身的现实处境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4、王夫之反对“圣人无我”之说，强调德性凝于感性，“身成”为“性成”的基础。他说：
5、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教育观点，在人性论、理欲关系、知行关系、学思关系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对理学教育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绪，朱子之后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与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王夫之在一个动荡、艰苦的环境之中，完成了几近五百万字的创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数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当今日和平年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王夫之思想创作的内在动力究竟何在？这应当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7、(2)重视手工业、商业的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8、最后，王夫之得出结论，“故道可弘也，而不用乎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就是说，当人们在把握“道”，即把握一般的规律和原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可以弘扬发挥的东西，而不能把它视为不可移易的教条而加以“笃信”；当人们在把握“德”时，又必须有所“笃信”，不能借口“弘道”而根本抛弃“道”。这里包含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不把规律当作教条去死守的思想因素。
9、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有着多种范型的，如君子、圣人、贤人等。“成人”为其中之一而极具特色。“成人”之提出，是针对子路提问所作的回答。臧武仲，春秋鲁大夫。后至齐，因料知齐桓公将被杀而推却齐庄公的赐田。这是一个能预先知晓事态发展的人。孟公绰，春秋鲁大夫，为孔子所尊敬之人：“孔子之所严事……于鲁，孟公绰。”(2)2186“公绰之不欲”，是说公绰是欲望上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卞庄子，春秋鲁大夫，以勇力驰名。冉求，鲁国人，长于政事且多才多艺。孔子以为，一个人的智慧像臧武仲，寡欲像孟公绰，勇敢似卞庄子，多才多艺似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们的文采，就是完美的人格了。孔子心目中的“成人”，是指全人，包含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意思。孔子觉察到，这样全面发展的人格是难以达到的，便降格以求，对子路又说了一段话：“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1)149看见利益便会想起应该得不应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历经长久的穷日子不忘平日的诺言，可以说是“成人“了。从“若”与“今”两字，可知孔子的“成人”有两个层面，一是理想的，一是现实的。(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0、甚哉!继之为功于天人乎!天以此显其成能，人以此绍其生理者也。性则因乎成矣，成则因乎继矣。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乎继。(6)182
11、圣人则全是无我。颜子却但是不以我压人，却尚有个人与我相对在。圣人和人我都无。(17)922
12、1673年(五十五岁)，《礼记章句》初稿写成。
13、(2)欧洲：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
14、荀子回应了孔子的命题：“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全光，君子贵其全也。”(3)13这是说，完全、纯粹的人格才是真正完美的人格，亦即理想人格。为此需要读书、思索以求融会贯通，身体力行并注重自我修养，排除那些有害于自身的思想与感情。如此日积月累的结果，“成人”即使受到外力的威胁，也会勇往直前地朝着目标前进。“成人”具有这样“德操”的人，足以应付一切时局的变化。“成人”具有较高的学识，有着坚定的意志，不惧任何压力，把自身生死置于不顾。荀子的“成人”，大体上是孔子所说“成人”两个层面的综合。
15、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4)341
16、作为古代的士人与士大夫，王夫之与他们有相同的精神结构及人生目标：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王夫之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时代没有给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个人成长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又与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二十四岁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王朝聘、长兄王介之都是理学中二程、朱子学的信奉者，同时又与阳明学江右学派邹守益一系有学术关联。其长兄比他大十二岁，对于《周易》《春秋》《诗经》均有极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七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二十四岁时，与其长兄一道赴武昌参加乡试，一同中举。而从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家庭教育，在经学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长兄完成的。青年时代的王夫之，其实是极其刚愎狂放的，但有一位严厉的兄长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还算是有所收敛。但二十四岁中举后，正值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的义军阻断了王夫之与其兄长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只好返回乡里。二十五岁之后，王夫之卷入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中，其思想的变化，人生抉择的最后确定，大体上可以五十岁时的对联为一鲜明的分界线。
17、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
18、(12)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
19、(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
20、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21、他认为学要博学而思要深入，学要尽量吸取过去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意测，思要注意独立思考，深入钻研，不可为过去的经验框子所拘牵。学习的知识面愈广阔，思考愈加深远，愈可贯通。深入遇到困难，感到不够深刻就会愈益了解博学的必要。二者同时并重，互相促进，这样才可使学习有进步。为学教人都必须重视学与思的结合。王夫之的观点，发展了先秦儒家学思结合的论述，同时反映了王夫之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22、1685年(六十七岁)，孟春写成《张子正蒙注》。同年八月写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九月，为门人讲解《周易》，写成《周易内传》十二卷，又写成《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另外，《思问录》内外篇亦当定稿于此时。
23、经世致用，通达权变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洞悉世情的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力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王夫之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认为这种轻视知识的清议思想只会助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而面对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那些高谈性命义理的学者们却束手无策，深刻暴露了清谈思想的弊端。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王夫之在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选择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对历史和时局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说为武器，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在其史论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通过深入思考总结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史书经邦济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读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通达权变，他说“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经世之法，需与时代需要和趋势相契合，评史论政，找到一条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亲自践行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他结合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思考，对兵戎、赋役、礼制、刑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去危即安、兴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践履笃实，在读书治学上反对空谈义理、重视经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终坚持士人精神、践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却能够挣脱名利的樊笼；在大道不彰时能够守静持重、潜心著书。在时代潮流的激变中，“经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反映出一个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获得深刻启发：读书首先要立志得法，体察书中的微言大义；其次要慎思笃行，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最后要通达经世，为现实的社会人生服务。
24、王夫之以为，不能像理学家那样，以“存理灭欲”为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共同点是强调出“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对立。理学家以为，饥食渴饮为“欲”，为人的生理需求；食求甘美为“人欲”，为提升自身需求的进一步要求。肚子饥饿了，吃个白馒头是“欲”，想吃一顿丰盛的宴席就是“人欲”了。2对这样的区别，王夫之是不认同的：“苟食其鱼，则以河鲂为美，亦恶得而弗河鲂哉?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姜齐哉?”(12)60吃鱼，为什么不吃河鲂这样的美味呢?娶妻，为什么不以美女齐姜为正选呢?理学家心目中的“天理”，有着多重内涵。“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又是客观世界里事物中存在的规律与法则，这是从哲理上说的。“天理”为伦常秩序与等级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这是从社会意义上说的。理学家断言，“人欲”是要灭绝的，“天理”是要提倡的。朱熹说得很干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17)224-225主观设定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王阳明主张，“必欲此心纯属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18)66理学家的目的，是想否认人性中感性欲望与德性意识之间的血肉联系。王夫之没有否定“天理”，认为“天理”与“人欲”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9)519他坚决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以为这是同一天空下人的本性所在的：“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9)369王夫之强调的是，不只是生理需求，就是进一步的心理需求，也要得到合理的满足。王夫之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学家那里被称为“圣人无我”：
25、(11)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
26、王夫之在著作中除谈及以上教育理论的见解外，他还从自己研读、著述的体会出发，谈到许多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
27、王夫之认为，教学不但要“习”，还要注重“时”，他指出“学而不习，习而不时”是学者的通病。他所说的“时”有两层含义，一是循序渐进之义，一是有恒之义。
28、关于交友的原则，柳宗元强调的是“道”而不是“利”。如果以功利为交友的方针，举天之下，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结交：“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4)341柳宗元以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成”与“增”)，要依赖师友的帮助和教育。只要利于“道”的实现，即使是地位低下如佣工与乞丐，也应该和他们在一起。相反，尊贵如公侯，如果逆反于“道”的话，也不妨离开之。就通常情况言，父母带有善意的劝告，往往带有责备的口气；妻子的忠告，常常采用唠叼的形式。师友的诤言出自肺腑，形式多为娓娓而谈，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是人们从迷途返回正路的重要因子之一。同样，一个人的学识的长进与德性的提高，是离不开与师友相处与帮助的。从普通的人升华为理想人格，师友在“成”与“增”上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柳宗元强调“成人”离不开师友帮助，是有见于人的成长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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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继善成性”首见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认为，阴阳对立的变化法则(“道”)，是没有不善的，它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就成为“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在中国古代学者心中，《易传》是孔子作的。中国文化有个特征，孔子提出但语焉不详而没有讲清的命题，后世儒者都会去探究一番。《易传》的“继善成性”，是挂在孔子名目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王夫之对“继善成性”命题作了发挥：
31、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32、(14)程灏，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
33、王夫之还要求教师必须有丰富的、正确的知识，能够“温故知新”，“欲明人者必先自明”。王夫之提出的对教师的要求，都是教师所应必备的条件，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前也有借鉴价值。
34、(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
35、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36、王夫之在教学上极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教者学者是一种道义的结合，教师负有“正人心”的重要任务，绝非可有可无者。正因为教师如此重要，选择教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因此，教师必须在实际行动与道德行为上，能做学生的榜样。教师还要“躬行”，“躬行”即身教，是陶冶学生的根本。教师的“躬行”在道德教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37、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历正月初二日，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姜翁、一壶道人、双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学者尊其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在野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眷恋科举，所不同的是，他又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须盟”，立志改革社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颇为类似。不过，晚明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迷梦。明亡以后，他也曾在衡山组织乡民起兵抗清。失败后，经友人的劝说，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小官，结识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在永历小朝廷，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后经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的营救脱险，回到湖南，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反攻，收复衡阳，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最终未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由此而展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工作。五十岁时，在自己所居的观生堂题写一副对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由这一副对联，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创作之内在动力，更可以看出他宏伟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38、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8)102
39、李贽：具有“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
40、王夫之以前的人性学说，不论是复性说还是成性说，抑或主张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无恶，都以为人性一旦成型便不再变更了。王夫之对二程有个批评：“程子以气禀属之人，若谓此气禀者，一受之成形而莫能或易。”(9)568王夫之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处于变化与运动之中，“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6)120这种无止息的变动，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化”：“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日月也。……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末消，亦槁而死。”(10)36“日新”观是理解王夫之思想的关键所在。自然界日月风雷，是处于变动态中的。如果不能遵循“日新”这一客观规律，等待它的只能是死亡。人也无法跳出这一框架。从逻辑推演上来说，对构建了体系的哲学家来说，都会把自己的宗旨推及到其学说的各个方面，否则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王夫之也不例外：“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其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6)183王夫之把人的学习与认识，看作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变化的行程，新旧知识互相作用不断地推陈出新。于是明显的现象与隐蔽的本质相继为人们所洞察，“微”的本质是从“显”的现象那里得到了说明。王夫之明言，任何事物只是处于动态之中，才能获得永不枯萎的生命力：“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积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洼，九夏之方熯而已涸也。”(6)120-121人的才能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人的思维如同江河之水，在不停地流动中才会永不穷竭。微小的水洼，经不起夏天太阳的日晒，很快就枯竭了。人性是遵循“日新”的规律而行进的，这是他批评“一受成形而莫能或易”的形而上学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据此王夫之强调，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形，不受损益也哉?”(11)65王夫之提出，“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将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行进过程：“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11)63“日生日成”，就是天天处于更新的状态中，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命”：
41、(3)梁启雄.荀子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42、五十岁以后直到去世，王夫之的思想创作激情一直不减。下面简单地列举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性著作的年表，就可证实这一点：
43、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